造假的“艺术”:收藏界人士“打眼”不分国界最近,法国一家专门收藏已故画家Etienne Terrus作品的博物馆公开宣布,其收藏的140幅作品中,超过半数都是伪作,并且博物馆已经为这些伪作花费了数百万元。看来,收藏界人士“打眼”,还真是不分专业业余,也不分国界的。
说起来,伪造艺术品恐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之一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《韩非子》就记载了一桩造假的公案:“秦昭王令工施梯而上华山,以松柏之心为博,箭长八尺,棋长八寸,而勒之曰:‘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此矣’。”为了显示自己的不凡,昭王生生伪造了个假古迹。
到了汉朝,真正意义上造假的“祖师爷”出现了。这人名叫新垣平,是赵地的一名方士。他连续向皇帝献上玉杯和周鼎,把汉文帝忽悠得晕头转向。不过他碰上了爱较真的死脑壳、人称“释之为廷尉,天下无冤民”的大法官张释之,被揭穿了谎话,诛灭了三族。
我国造假之昌盛始于明代,在民国时期达到了顶峰。最为知名的,莫过于张大千。叶浅予说他:“穷追古人之迹,穷通古人之法,最后达到穷探古人之心。”论起来,模仿揣摩出了作者的心意,运用纯熟的笔法,造出来的伪作几可乱真,就颇有几分“艺术”的色彩了。
其实,与张大千同时代还有不少“造假”高手,成功欺骗了顶尖鉴定家的也不乏其人。汤安,字临泽,浙江嘉兴人,善篆刻、工书画,还曾经在一家报社担任过副主笔。但最被人津津乐道的,是他仿造古玩字画的功夫。
汤安的金石书画学自篆刻大家胡菊邻,又跟诗词大家潘飞声学过古诗文辞,他能触类旁通,又能潜下心来,认真研究复制宋元书画,仿制古陶瓷、铜器、碑帖、竹刻、印章等,前后长达三十多年。
汤安自己擅长篆刻。有一年,镇江某大户人家因故要当卖家产,汤安借此机会购进了一批积古的犀牛角料,制成了一批“明代印章”,设法卖给了金石收藏家葛昌楹。据亲眼见过这批印章的篆刻家陈巨来说,这批伪造的印章包括了文水道人、祝枝山、唐伯虎、沈石田等名人印章,印章“其底之深之平,叹为观止。而虫蛀、裂纹尤为逼真,印底所存旧迹朱泥,虽以水泡数日亦不脱也”。用水泡观察以油泥是否脱落是当时重要的鉴别手段,由此可见汤临泽造假功底之深。
葛昌楹一见之下大为倾心,花费巨资购入了汤安的“家传之宝”,什么苏轼米芾黄庭坚赵孟頫无所不有。葛昌楹还把这批印章带到了上海,出版印谱,并请金石泰斗吴昌硕用篆书在扉页题词。等到事情败露之后,葛昌楹为此大病了一场,吴昌硕拍案大骂:“汤安这小子居然都骗到我头上了!”
不仅仅是葛昌楹,另一位收藏家龚心钊也被骗得不轻,他所辑录的《瞻麓斋古印谱》中,有女道士鱼玄机三字白文印及文天祥牙章,其实也是汤安伪造,以两百块大洋的价格卖出的。
当时的书画大家、鉴定家吴湖帆也对他造假的功夫感到不可思议。原来,汤安曾登门拜访吴湖帆,明说要借一把陈鸣远的紫砂壶仿制。过了四个月,汤安还回了旧壶,也带来了自己的仿制作品。吴湖帆一看便瞧出了几处破绽,因此也不以为意。哪知几天后汤安再次登门,变戏法似的又拿出一把紫砂茶壶,请求与吴湖帆的珍藏进行对比,看看哪里仿制得不好。结果两把茶壶竟然分厘毫丝不差。吴湖帆给了汤临泽八字评语:作伪至此,叹为观止。
后来,上海解放以后,汤安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。一次,上海举办了珍品紫砂壶展览会,共展示12把搜集而来的紫砂壶珍品。主办方邀请汤临泽去参观品评,汤安直言:这其中有8把壶都是我仿制的。这让主持该活动的文物鉴定大家徐森玉吃惊不已。
造假到这个程度,可以说是“艺术”了。黄苗子评论张大千的话,套用在汤安身上也同样适用:“从中国文人雅士的角度来说,伪造古画得钱,似乎是不值得称道的品德行为,但是,一位不世出的天才,在复杂的近代社会中,为了艺术的追求,拐着弯走这样崎岖的世路,我想这是可悲悯而不可以随意谴责的。一件艺术品,首先要看它的艺术造诣和艺术效果,伪造一幅石涛而直逼石涛,我看这种伪造就可以不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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